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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因循守旧、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事情发生，人们极易想起一则寓言故事“刻舟求剑”。它说的是一位楚国人在渡江时不慎把剑掉落水中，他急忙在船边刻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结果，那个楚国人当然根本不可能找到剑。这个故事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第八篇《察今》，可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也可能是当时流传的笑话，但用来说明道理却非常有说服力。

作为寓言，“刻舟求剑”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即“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突出“因时变法”的重要性。统览全篇，这则寓言是紧扣题旨的反面例证，而用生动深刻的寓言来说明道理，这是先秦中晚期散文的显著特点。《察今》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文。“察”有考察、明察之意，“今”是指当前的实际情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破立结合、叙议相间、设臂引喻等多种手法阐发了先秦法家的历史进化观。

在先秦时代，无论孔孟儒家，还是墨家道家，他们都主张法先王，把夏、商、周甚至更早的时代视为理想的黄金时代，把古代帝王当做效法的权威。《察今》的作者站在法家的立场，特别强调“因时变法”的重要，与当时秦国的法制建设自商鞅死后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现实需要有关。当然，也不能排除吕不韦以此为自己所提出的一整套治国纲领张本，树立理论权威的可能。

《察今》从反面入题，起笔设问：“当今的君王为何不能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突兀有力，发人深思。作者依次作了回答：第一，古法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增补删削，已非本来面目；第二，古代的言辞与现在的大多不相通，古代的法度、典制与现在的大多不相合，所谓“言异而典殊”，已无法遵循；第三，古法已经过时，不能适用于现今。作者强调指出，凡是古法，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而当时的时势不可能流传下来，这就预示着《察今》是应当的、必要的。

接着，作者由破到立，提出了放弃古代帝王的成法而取法他们制定成法的依据的正面论点。那么，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作者指出，是人。由己推人，察今论古，可知古今制定法度的根据是一致的，都是根据当时人们的欲求，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不是根据前人的乘法。为了进一步明确“察今”的重要意义，作者进行了正面论证。他列举了日常生活中的三件小事：“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孵之肉而知一之味、一鼎之调。”

这三个句子运用排比，分别以“审”、“见”、“尝”三个动词领起，句式工整、节奏感强、富于韵味，既显示了作者的文学才华，又增强了说理的力度。文中类似这样的警句还有：“良剑期乎断，不期乎模部；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作者又从反面论证，他首先提出的论据是“荆人袭宋”。说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漉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滩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了一千多人。

作者指出，楚人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察今而应变，而现在的君王如果效法古代帝王的乘法，其结局势必和荆人袭宋一样可悲。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世异时移，变法宜矣。”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围绕这一结论，作者引事设喻，再三申说，表达了对“因时变法”的高度重视和对泥古非今的强烈反对。

篇末的寓言故事“引婴投江”也紧扣题旨，有很强的说服力。故事中那个引婴投江的人不顾客观对象的变化，仍然固守陈旧的眼光，是非常愚昧荒谬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用例证时再三提到“荆”、“楚”，这大概是作者有意以楚国人的昏庸可笑作参照，来警示秦国的统治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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