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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成化年间，朝中重臣为什么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明史》中记载，成化皇帝英明宽仁，在位初年恢复了景泰皇帝朱祁钰的皇帝尊号，平反了于谦的冤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治国理政，可以说有君王的风度。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俊彦，宽免赋税、减省刑罚，社会经济渐渐复苏。但是在位期间任用奸邪，也不能说没有缺陷。
成化皇帝宠爱万贵妃，亲近内侍，造成外戚宦官当权，特务机构横行。当时的一些朝中重臣无甚作为，既不弹劾吏治黑暗，也不敢匡正明宪宗的种种失德之举。上至内阁首辅万安、大学士刘吉、刘珝，下到六部尚书，大多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被当时人以歌谣戏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究其原因，这与他们的个人品行固然有关，但也和成化年间的政治风气以及官员的晋升机制有很大关系，具体缘由我们一一来看。
万安，字循吉，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虽然万安是以进士出身为官，却没有什么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据记载，成化七年（1471），天有异象，朝臣们认为这是因为皇帝久不上朝上天给的警示。于是明宪宗召见朝臣问政，其中就包括了万安，而在问及他时他却“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于是称其为“万岁阁老”。一可见万安溜须拍马的功底，二则反映他尸位素餐，对自己管辖范围的政务毫不了解。那么万安是如何坐上首辅之位呢？主要是因为他和宪宗皇帝的宠妃万贵妃同姓，便借此攀附亲戚关系，讨好贵妃与皇帝，于是稳坐了十年内阁首辅的位置。
刘吉是继万安之后的内阁首辅，也是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人称“刘棉花”。在当时朝野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如果某位官员被弹劾，则该上奏请求辞官回乡，以表自己不恋权势的志向。然而刘吉在被弹劾之后依旧我行我素，遭到多次弹劾之后依旧稳居内阁，屹立不到，像棉花一样弹不坏，故得此称号。
然而，“纸糊三阁老”中，比起万安和刘吉，刘珝在历史上的评价则好得多。他曾任太子（即明宪宗）侍讲，宪宗称其“东刘先生”，对他很是尊敬，所以在宪宗皇帝德行有失的时候他能说上两句话，但大多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对于宪宗皇帝不理朝政，亲信小人，则不敢多言。后陷入党争被万安和刘吉联手排挤，被迫致仕，辞官回家了，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也被列为了“纸糊三阁老”当中。
除了个人品行之外，这种尸位素餐，不作为的风气也与当时官员的晋升有关。当时晋升官员看重资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得到了进士出身的人大多到翰林院起草诏书，熬资历，以求跻身内阁。而翰林院并无实权，也没有什么功绩可立，所以只要无过，时间长了自然能升官。这种风气便一直延续到了其他行政部门，渐渐形成了“泥塑六尚书”现象。
除此之外，当时特务机构横行，成化年间新设的西厂总督汪直更是党同伐异，排除异己，敢于谏言的人动辄被罢免官职，甚至丢了性命。所以上疏谏言的风险很大，而功劳又少，于是做实事，针砭时弊的官员就越来越少，官员们仅有的精力要么用在党争，要么想法设法明哲保身，所以当时人们调侃朝中重臣无人做实事，这便是“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来源。
胡惟庸到底因何被杀是因为谋反吗
个人认为，胡惟庸被杀，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明太祖朱元璋要加强中央集权。
二是胡惟庸跟李善长等淮西集团的结党，已经对朱元璋及其继承人太子朱标皇太孙朱允炆造成威胁，太子朱标和浙东集团首领刘伯温死后，明朝朝廷进一步失衡。
1.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李善长及胡惟庸的跋扈和专权。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明朝朝廷中央的结构是以中书省兼领六部九卿，中书省的首脑人物是丞相，一般有左右丞相两个，明朝第一功臣李善长和第一武将徐达是第一批丞相。
李善长做了左丞相，徐达做了右丞相，左丞相地位高于右丞相。
可是，徐达当了一段时间丞相，就领兵打仗去了，朝廷里就剩一个李善长，从而形成李善长在中枢一家独大的局势。
李善长很早就跟着朱元璋在军中，充当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李善长由于能于筹谋划策，料事如神，朱元璋对他非常信任，甚至在军中之时，朱元璋就给了李善长专断之权。
也就是说，李善长可以不向朱元璋请示，就自作主张，调兵遣将，排兵布阵。
这一方面显示出朱元璋对李善长才能的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也使李善长养成了独断和跋扈的个性。
李善长的这种个性，一直延续到明朝建立，他做了大明朝的丞相。
由于明朝是中书省兼领六部九卿。所以，明朝朝廷中枢的大部分决策都在中书省，徐达在外带兵以后，李善长成了一人独断中书省。
一开始的时候，朝廷有什么事，李善长还向朱元璋这个皇帝报告，后来，李善长的跋扈和专断的个性进一步显露，再加上李善长是朝廷中淮西集团的首领，有许多利害关系，所以后来李善长越来越多地自己决断朝廷大事了。
在这种发展态势下，朱元璋感觉自己这个皇帝要被架空了。不能再让李善长继续跋扈和专断了。所以，国君和宰相二人开始互相看不惯。
终于有一天，李善长忍不住了，他觉得老朱最近整天找自己的茬，是不是对自己很有意见？想试探一下老朱。
于是，李善长以得病养病为由，给朱元璋上表，要致仕。
本来，朝廷重臣上表致仕，按照老规矩，皇帝要多次挽留的，非得二次三次以后才同意，有的皇帝根本不会让重臣真的辞职，最后很多大臣致仕失败，留在朝廷继续参与国事。
可是，让李善长意想不到是，他第一次上表，朱元璋就同意了。这下君臣二人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已经摆到了桌面上。
李善长致仕回家养病以后，朝廷中枢没有人了，得有人接替丞相的位子，继续处理国家大事。
这时候，朱元璋是很慎重的，他觉得，也许君权和相权的冲突，只是李善长的个人跋扈个性导致的，而不是君权和相权不能共存。
他就自己考虑了几个人选，问了一下身边的另一个谋臣，浙东集团首领刘伯温。
朱元璋考虑的第一个人是杨宪，刘伯温说杨宪这个人有才干，但是没有气度，不适合做宰相。
朱元璋又问刘伯温，那么汪广洋这个人怎么样？刘伯温回答说，汪广洋这个人才能平庸，人也浅薄。
朱元璋最后问，那胡惟庸呢？刘伯温说，胡惟庸这个人，就像小牛犊一样横冲乱撞，早晚要把耕地的犁给你搞坏。其实这暗示了，胡惟庸比李善长更加专断跋扈。
朱元璋说，其实我心里最适合做宰相的是刘先生您啊！刘伯温说，我做宰相不行，我病了，做宰相事又那么多，我受不了这么多苦。把朱元璋拒了。
朱元璋无法，最后选择了庸才汪广洋做了右丞相，左丞相仍然是空着的。
前面说过，明朝左丞相地位高于右丞相，所以朱元璋选择汪广洋做右丞相是一种无奈之举，汪广洋并非最佳人选。
汪广洋这个人才干平庸，好在没有李善长的专断跋扈。朱元璋以为君权和相权的冲突可以被制止，朝廷的平衡能维持下去。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汪广洋太平庸了，一点决断和自己的主张都没有，虽然汪广洋是朝廷里唯一的丞相，但是，却事事向朱元璋请示，搞得朱元璋不胜其苦。
按照往常李善长在的时候，朱元璋对一些具体的事，可以做甩手掌柜，不管不问，现在却没有了这样的悠闲。
朱元璋发现，自己还真的离不开李善长呢？朝廷里也没人能代替李善长，可是，又不能把李善长请回来继续做左丞相，要不然，君权和相权的冲突又会再起。
朱元璋没办法，遇到大事，只能往李善长那里跑，去跟李善长商量，请教。
这时候，李善长也察觉到了朱元璋的烦恼，于是趁机向朱元璋推荐了胡惟庸。于是，朱元璋把胡惟庸提到了右丞相的位子。
胡惟庸跟李善长交情匪浅，也是淮西集团的主要成员。他很有才干，一到中书省，就把朝廷大事搞得明明白白的，这让朱元璋非常满意。
当然，背后都是李善长的操纵。
汪广洋做丞相，朝廷中文武百官大部分不给他面子，也不听他的，胡惟庸一上来，文武百官都给胡惟庸面子，对胡惟庸的决策，不但拥护，而且执行很有效率。
皆因，朝中一大半官员都是淮西集团，而李善长正是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虽然致仕了，回家养老养病了，但是，他在朝廷百官里的影响力仍然无人可及。
接着，胡惟庸把汪广洋给挤走了。朝廷中枢变成了胡惟庸一家独大。
前面刘伯温说过，胡惟庸就像初生牛犊横冲直撞，果然应验，汪广洋被挤出中书省以后，他的专权跋扈比李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又让朱元璋感到了相权的威胁。为了制衡胡惟庸，朱元璋又把汪广洋弄了回来继续做右丞相，而且把胡惟庸提到了左丞相的位子。
朱元璋觉得，汪广洋虽然才干平庸，好歹事事禀报，有他在一旁监视胡惟庸，胡惟庸会有所收敛吧。把胡惟庸提到左丞相，比汪广洋地位高，也方便胡惟庸发挥他的才干。
朱元璋这次以为自己的举措会解决君权和相权的问题。结果，他又错了。因为刘伯温的死。
刘伯温是朝廷中，朱元璋制衡淮西集团最重要的棋子，所以他把刘伯温提到都察院这个重要位置上来。因为都察院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管监察百官，可以制衡相权。
可是，刘伯温病了，胡惟庸就带着大夫给刘伯温看病送药，结果刘伯温喝了药就死了。
朱元璋怀疑是胡惟庸把刘伯温毒死的，想趁机敲打胡惟庸，但是又不能直接撕破脸问胡惟庸。
于是朱元璋想起了汪广洋，想让汪广洋检举揭发胡惟庸。谁知道汪广洋这货平时恨胡惟庸恨得牙痒痒，扬言这次重回中书省就是来找胡惟庸报仇的，然而机会摆在面前，他却不敢了。他对朱元璋说，没有证据显示刘伯温是胡惟庸毒死的，这件事不好说吧。把朱元璋气个半死。
没办法，后来朱元璋只能找了两个御史揭发胡惟庸谋反，然后将之迅速杀死。
接着朱元璋撤销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
中国历史上一千多年的君权与相权斗争，也告一段落了。
2.洪武朝权力的平衡和结党——李善长对朝政的暗中操纵朱元璋南征北战，平定江南，扫荡北元，得力最多者，是他的老乡们，这包括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父子、郭兴、郭英、周德兴、郑遇春等等朱元璋麾下的一大半文臣武将。
这些人，作为大明朝的功臣，在明朝建立以后，很多人都聚集在了李善长周围，形成了洪武朝最大的功臣集团“淮西集团”。
这给朱元璋的皇位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朱元璋要把专断跋扈的李善长从左丞相这个位子上拉下来，让他退居幕后，即便朱元璋一时之间还离不开他。
胡惟庸也是淮人，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宁国县令，一直没有机会进入朱元璋的中枢。
朱元璋建立吴国政权以后，李善长做了相国，胡惟庸这时候以同乡身份向李善长贿赂黄金二百两，因此胡惟庸被提拔为太常卿。
明朝建立后，胡惟庸不断升官。
接着，胡惟庸为了进一步进入淮西集团的核心，跟李善长家族联姻，他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两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胡惟庸也成了淮西集团的主要人物。
李善长做丞相的时候，跋扈专断，在朝廷里大肆排挤非淮人集团的百官。跟淮西集团制衡的是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
由于李善长和胡惟庸先后担任丞相，淮西集团人员又众多，只靠一个浙东集团是无法制衡的，这就让朱元璋感觉到极大的威胁。
朱元璋也曾经尝试打压和分化淮西集团，但是都失败了。最后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朱元璋打压淮西集团的措施，主要有三个。
一是，通过胡蓝党案，将胡惟庸蓝玉等人弄死。
二是，通过一场经营数年的大案，把李善长及一班功臣——主要是淮西集团的——杀死，屠戮。
三是，加强刑法，大力提拔基层的县令和文官，以抗衡功臣集团。
大力提拔基层的县令和文官，这也是后来明朝文官集团尾大不掉的肇始。
比如，嘉靖朝的海瑞，张口闭口大明律法，谁都敢得罪，连皇帝他都敢搞。比如，明朝的御史，是历朝历代最难缠的，往往有什么事情，明朝御史们一窝蜂冲上去，不怕死的劲头让明代历代帝王既怕又恨。
朱元璋分化淮人集团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继承人。
朱元璋让一部分淮人集团的人去辅佐太子朱标，从而让他们对未来的高官厚禄有期许。
然而，不幸的是，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只好转变方略，继续杀戮功臣，从而保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以后，皇位无虞。
通过上面两个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窥见胡惟庸被杀的真正原因，至于谋反之类的罪名，只是杀人的借口而已！
清朝文字狱的背景是什么
在清王朝250年的统治中，对汉族人进行了残暴统治，甚至对中国人的精神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这一切都与清朝百年的文字狱息息相关。
文字狱，即是因文生祸，钳制思想自由。清朝文字狱横行，其中康雍乾三朝甚为突出，在那个华丽的盛世外衣下，掩盖的却是极度的专制和黑暗。
文字狱鼎盛的历史原因
从顺治时期起，到乾隆时期，共历四朝，长达150多年，在此其间，文字狱不绝于缕。据史书记载，仅乾隆帝一朝，文字狱多达120起以上，即便是个疯子也没有被放过。在这100多起文字狱的背后，埋葬的是成百上千条人命，也是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历朝历代以来，文字狱一直存在，几乎没有断绝过，而发展到清朝时，文字狱也到达了顶峰。而在清朝如此兴盛，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
明末，李自成推翻了明朝，吴三桂则引清军入关，最终清朝统一天下，建立起最后一个封建一统的王朝。满清统治者能够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故而从汉族的传统观念来看，清朝的崛起也被称作“乾坤反覆，中原陆沉”。这也就注定了在中原大地上，汉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注定无法用武力夺得的。
明末清初，汉族知识分子具有着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这个时期里面的各种著述里都流传深远。而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是巨大的一种潜在威胁坐。
于是为了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对汉族的反清思想防范十分严格，打击力度极大。乾隆时，更是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想要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
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其中的大部分案件可能都有反清的性质，又或是被人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由此可见，清朝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便是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持续存在。
因钱财而掀起的诬告之风
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背景，那么诬告之风便是直接的导火线。这里所说的诬告并非是指官员之间的权力相斗，而是民间的风气。
据清朝记录在案的文字狱共有194起，而在这194起文字狱中，有25起是被诬陷的，而诬陷之人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民。他们与被诬陷之人大多是没有渊源的，原因只是在于他们诬告的对象是士绅阶层，而其目的是敲诈钱财。
清朝时期人口逐渐增加，而土地却是逐步减少，人多地少，百姓生活也就无法保障，百姓也就把钱财看得极重。无法靠农业生产来果腹，就导致了一些胆大的刁民通过其他手段敛财活命。
于是在朝廷大兴文字狱之际，这些人开始告发士绅，并从中牟利，甚至还有了以文字狱为政策而背书的另类现象。
因为文字狱的一旦罪名落实，这些士绅便大多都被以谋反大逆罪论处，诸如凌迟、连坐等，处罚极重。
与此同时，朝廷为了发动群众进行举报，还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奖励，不仅对其授予官职、军职，就连罪犯的全部财产也会作为奖赏，送给这个举报者。
这些奖励政策极为容易让人产生误读：一旦举报并且抓获犯文字禁忌的士绅，也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尽管清廷对于诬告陷害也有很多处罚，但是耐不住汉字的博大精深，一字多音、多义，还有比拟借喻的存在，即便是行文者无反逆之心，好事之人也可以从中挑出毛病来。
只要是有一个解释触动了朝廷的神经，那么就是成功的了。可见当时的文字诬陷基本是无成本，收益高的买卖，最终导致了清朝时期的诬告之风盛行。
众所周知，文字狱的危害是许多的，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一点对于国家的好处存在呢？
是否真的百害而无一利？
文字狱的危害确实不少。首先，败坏官场风气；清朝时期，官员以科举入仕。一方面，作为文人，这些臣子也极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而另一方面，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帮凶，甚至是制造者。
因此他们不愿意自己身死家破，又不愿因遵谕旨不力，不能严究他人的文字之责而获罪。如此循环往复，导致了清朝的官员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的，在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更是登峰造极。所以到了乾隆时期，更是无以附加的强化，导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扭曲变形，甚至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中国文人的气节更是每下愈况。
在近代的侵略战争中，涌现的许多卖国贼，又何尝没有这个缘故在其中呢？没有民族的气性，没有文化的气节，怎能够为国家的发展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呢。
文字狱造成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大量文字书籍的泯灭。满清统治者收缴了全国藏书，一旦其中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都会被禁毁，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正史中，还要进行篡改和加工。乾隆时期，被销毁的历代史书典籍将近三千余种，多达六、七万卷以上。
第三，封建愚昧的满清统治导致了中国势力渐弱，落后于世界。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清朝却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还蛮横地推行着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这样的极端手段，禁锢思想，统制言论，以维护其封建统治。
于是最为直接的便是造成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落后，从而拉大中西方的差距，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再来谈一谈这个好处，最为明显的便是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加强的促进作用。
文字狱是盛世时期的产物，是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巩固统治的极端手段。无疑，文字狱确实使得统治者对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控制大大加强，从而使得国家的发展更加稳定。
再者，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当时的文人不敢发展新思想，于是转向研究一些古典诗经，社会风气也由此转为古雅。清朝时期对于前朝的文化遗产进行大量的整理，使得很多古典书籍再度普及，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学财富经验。
于是在这样背景下，清代考据学潜移默化地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在学术史上占具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小结
纵观古代王朝的盛世时期，不难发现，其中大都有着文人的血泪辛酸，这是出于大一统王朝统治需要。唯有在战乱之时，才是各家各派思想鸣放之时，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从以上种种分析来看，文字狱束缚了清朝的思想进
步，也造成了许多导致历史退步的危害。其中唯一令人感到慰籍的地方，或许便是让很多文人只能沉迷于研究古典诗书，有了很多新奇的发现，最终衍生出一个新的学术吧。
余庭社案件中的颜冲是哪里人
颜冲是清代浙江绍兴人。因为历史记载中，颜冲被描述为“绍兴人”，并在绍兴市柿树岗景区内有颜冲衙署、颜冲庙等相关历史遗迹。此外，颜冲在余庭社案件中的重要角色也是有关于其身世背景进行铺陈的：“其祖父颜正焕考中进士，父亲颜纯鉴曾任浙江通政司掌印，曾祖父颜森也是府、州人士”，这些身世背景均与绍兴地区联系密切。绍兴地处江南，是历史文化名城，多处名胜古迹，颜冲作为名人，所处地域与其身份背景高度契合，可以推断其是绍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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