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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对曾国藩的评价
功过参半。
从个人从大的角度来说是功稍大于过，因为曾国藩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对于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
但是他所代表的是地主和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当时他不可能站在他的对立阶级农民阶级的立场上，所以他要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必然要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但他这是阻碍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应该批判和反对，这也就是他的过。
当然对于历史人物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曾国藩的功在于，积极加入到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之中，他也想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富强起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尽一个受孔孟儒家学说教育的封建知识分子报国的责任。
当然，曾国藩教育的后代，比如他的孙子曾纪泽一位出色的外交家，用自己出色的辩才，以及左宗棠的武力支持成功收回了西北喀什地区的大片被沙俄侵占的我国领土。这与他的家规教育是分不开的。
所以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对是错，应该一分为二的去看，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讲，他是有过的，但是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是作出过贡献的所以也是有功的。但就从大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他应该是功稍大于过。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是什么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国藩的评价
曾国藩就是中国近代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具有多面性的人物。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首开“私家军队”之先例；他亦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誉大毁之人—肯定之言，谓之成就“震古烁今”；否定之言，则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誉之而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最具争议的历史近代人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充满屈辱和悲愤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在屈辱和悲愤中不断清醒、不断理智、不断抗争的历史。而曾国藩在省视中西方文化、以及对湘军的组件和治理、外交、人生哲学、对子女的教育、诗文造诣、人才观七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甚至现实的影响尤为深远。一、对待中西方文化
（1）曾国藩以理智的心态去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优长劣短，以务实的学风去思考现实和未来。他抛弃了“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之情，把西方列强当做既可学习又须竞争的对手看待。尽管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并非一味盲从。他不仅对一些前世前人的东西主张取舍，还主张对前世前人的东西进行变更和创新。并且他还提出经世致用之学而经世之学是由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桥梁；正是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率先接受、传播西方先进文化。而在对待西方技术文化方面，他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思想从理论层面付诸实践，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达到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的认识水平。
（2）但是，尽管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是保守的程朱理学的“义理”。这“义理”的核心就是怎样做合乎正统规范的人，怎样维护现存秩序，怎样维护纲常礼教。而且，经世派当时只是看到了西方文化表层的洋枪大炮、科学技术了，即文化的器物层面。
因此，曾国藩一边推进近代化，一边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后。（3）洋务运动。“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而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当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他在派遣中国人留学外国这一事件上做出巨大努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尽管，他的初衷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他仍应是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之一。
二、建军与治军（1）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由“以礼治军诚字为本”、“刚柔互用宽严相济”、“勤恕廉明修己治人”组成。而之后，将团练变为湘军，也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给当时的军队纪律治理注入了鲜血。同时，壮大了军队的力量。但是，湘军在发展庞大之后，军纪已不如以往
（2）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是最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人物。他率领指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又停滞了几十年。而在天京失陷后，曾国藩军队为了抢劫而放火焚烧天京。一直到三十二年后，南京人民一说起曾国藩兄弟，大家都咬牙切齿的痛恨，曾国藩的好杀与对农民起义者的阶级仇恨，是一贯的。然而，“以杀人为业”的曾国藩的罪恶，是埋不掉的。
（3）军事细想的历史影响。其一，积极影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政治思想工作的机制部分地引进了军队，主要表现在把认得思想因素看做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军民关系看做军队生存和活动的重要条件，这些对后世的建军思想，特别是后来无产阶级的建军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其二，消极影响。离开国家编制别树一帜，为日后军阀的割据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强捐强派，为日后军阀割据就地筹饷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律外施刑与滥杀无辜，是日后军阀草菅人命的罪恶渊源。这些责任，曾国藩实难辞其咎。
如何评价曾国藩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
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
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
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
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
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
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
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
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
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
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
＂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
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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